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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从梁文冲身上看到了很高的水平，他的球技是很棒的，他绝对有资格获得总统杯的参赛资格，”诺曼回忆说，“但还有一点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我就一直是中国高尔夫的支持者。我预见中国高尔夫会有很长足的进步。”可惜的是，梁文冲没能获得当年三月前往多拉蓝魔球场参赛的资格——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不止一次参加了那场比赛。那也是至今为止，中国球员离总统杯最近的一次。
2013年6月，支付宝找到当时连年亏损、决意创新的天弘基金，合作推出了余额宝。余额宝投资标的是货币基金，收益比储蓄略高。以前的投资门槛在1000元以上，余额宝将其降到了1分钱。这不是多大的创新，却迅速横扫了金融市场。彭蕾的运气好到爆。余额宝刚上线，就赶上了百年不遇的“大钱荒”。当月，金融机构本指望流动性释放，哪知道“央妈”性情大变，搞起了教训商业银行的“压力测试”，货币市场饥渴难耐、利率飙升，余额宝年化收益率突破6%。老百姓奔走相告，银行存款蜂拥涌入余额宝，又从余额宝进入货币市场，结果又以更高的利率被银行借走。
进口药降价和全球新药抢滩时，一些本土企业循着“求生欲”加大了研发投入，以每年超过10%的增速投入创新，渐渐脱离“仿制药依赖症”，靠一点一滴的创新举动来筑“篱笆”——从引进海外专家、增加研发管线，到与国内外研发团队合作、拿下国外新药的在华开发权。
第二，印度的ODM订单转向自有品牌的结果是，面对小米、OPPO、vivo的蛮横闯入，金立显得不堪一击；正当金立将重心转向国内市场时，窗口期却逐渐关闭，本想弯道超车，不料把自己摔了个四仰八叉。有趣的是，这两条建议都是金立前总裁卢伟冰向刘立荣提议的。卢伟冰曾经在康佳、天语等企业担任高管，2010年加入金立。从刘立荣手中接过指挥棒后，卢伟冰努力想把金立这个传统手机品牌变得更加年轻，把“煤老板”变成“小清新”，去迎合新一代消费者的喜好。
随着这款应用的发展，问题也越来越多。网络支付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行业，但涉及金融的业务既敏感又要保证绝对安全。支付宝越壮大，马云和团队越发如履薄冰。马云还曾主动表示：支付宝随时可以献给国家。这个姿态无奈又玄妙，却给企图扼杀支付宝的人莫名吃了颗定心丸，为发展赢得了时机。
品牌缺乏核心竞争力，非全面屏手机的原有库存无法变现，产品销量下滑拖累着金立的资金周转。加上不计成本的营销和迅猛的扩张节奏，终究成为了金立不可承受之重。有人把刘立荣比作下一个贾跃亭，刘立荣的回应是“我不会跑路，债务会一步一步偿还。”棋未收官，岂有中途逃跑之理？
